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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昨天的文章收到一些评论，为了避免公号成为舆论集散地，没给放出来。另外也看到一些反馈意见，还与朋友有一些讨论，感觉仍有必要继续写点东西。可能不得不打破许多人约定俗成的“禁区”，难免要在这里谈论景甜女士，但愿不会被荒谬地当成“打击报复”。

有一种强烈的意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建议，就是李微敖应该在发文前征询景甜的意见，以尊重她的个人对发表与否的意见，因为李微敖的公号文坐实了视频泄密这个事实，明确无误地提到她是一起敲诈刑案的受害者，论者认为她对信息披露有否决权。

与这种意见差不多的，但是从另外角度给出，认为李微敖在介入这件事的时候有违职业伦理，造成了对景甜女士的二次伤害。这种意见对李微敖的记者道德提出了商榷意见。也有评论认为，那篇公号文不是李微敖的职务作品，他没有把握好职业界限。

除了针对特定长文的具体意见，4月1日之后涌现出一批强烈的看法，认为要聚焦加害者、聚焦张继科，而不是聚焦女性、聚焦景甜。具体来说，就是强烈建议不要提及景甜这个名字，不在标题、言语、讨论中提她，避免任何形式标定，给她打码，被隐身。

这些意见将不同领域、多个层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比如新闻范畴、法律上的、心理干预等，提出了一些质疑：李微敖在公号文中是否遵守了报道伦理？是否应当在披露事实前协调个人意愿？对景甜的公开提及，是否不利于受害经历与倾诉疗愈的平衡？

还有人提出了一个看似绝杀的问题：从她被张继科拍摄视频，到这家伙拿视频给债主，再到李微敖披露相关事实，尤其是李微敖似乎将“一切”公布于众，景甜的意志是否一开始就未被尊重？尽管这里面掺杂了一些诡辩论的成分，但仍值得辨析。

需要提醒的是，李微敖的公号文不是一篇正式报道，他微博和公号写作的目的是针对张继科工作室的声明，在那篇声明中张氏否决了所有，没拍过视频，没拿它用来自保，还威胁要提告网友。李微敖披露事实，是为了粉碎这个声明，也达到了效果。

人们习惯说“张继科的欠债风波”，但李微敖披露的事实来源是景甜被敲诈勒索案，这个案件与张继科有着联系，但它独立存在。李微敖是第一个公开这个案情的人，那名敲诈犯、张继科的债主家属也可以披露，但李微敖来做这个事情是形势与职业习惯使然。

这个职业习惯就是，李微敖认为在张氏发出威胁后，这件事就不再是八卦事件，而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批评李微敖暴露景甜名字的人，认为这事不具公共性，或者有公共性但必须征得景甜同意才能遂行之，而李微敖认为公共利益超越个人考量，不提景甜才不对。

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存在，它打断了张继科欠债风波的花边性质，让外界再来讨论这件事时有了扎实的法律对照。李微敖这个公号文中的事实并不完整，留了一些藏拙的线索，比如为何民事诉讼后，500万欠条还在债主手里，而不是归入卷宗等。

因此，不是李微敖对景甜的公开提及自动汇入“全场恶人”的叙事流，而是打断了性别对立的谴责模式，让首次确认的敲诈景甜未遂案重新确立了一个起点。这是一个新的叙事起点，一个新的讨论起点，一个新的批判起点，甚至是很难发生却在理论上存在的行动起点。

最不想张继科出事的是债主，最不想这一刑案被公开的是张继科，而披露这个刑案最能告慰的人是谁？恰恰是景甜。这个刑案的判决让敲诈者付出沉重代价，也是景甜告别恐惧的标志事件，现在公开了，景甜坐实了无辜受害者的身份，她可进可退。

进，就是她可以站出来公开发言，像所有受到类似噩梦伤害的女性那样，站到维护女权权益的立场上，反击那种用泄密影像伤害女性、窥探女性身体的犯罪行径，鼓励女性不受荡妇羞辱的桎梏，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羞耻感束缚——这是理想一幕，想必也是难发生的一幕。

退，就是像现在这样，景甜完全可以不出声，却也无需再去辩解或澄清什么。这个时候的不出声，与刑案被确认存在前她的不出声，不是一回事。之前传言乱飞时，她有舆论压力，现在有确证了，以前的“绯闻”现在是“伤害”，她收获了普遍的同情。

人们对景甜在遭到敲诈勒索后报警处理，盛赞不已，肯定她的勇气和胆识，并认为这是她走出张继科一手制造的噩梦的关键步伐。她在新的演艺生涯中诠释了更有力的角色，意味景甜走出了视频泄密事件的困扰，大步向前，而张继科则在亲手炮制的泥潭中陷到死。

景甜是怎么想的，外界不可知。但在无法替她代言的这一点上——不管是希望她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会像詹妮弗·劳伦斯那样说，“我不感到羞耻，我什么也没有做错”；还是希望她躲起来的人，以为不受打扰、隐身疗伤是最佳方案——都没有资格代表景甜。

景甜有“被遗忘”的权利，这是相似案例中谴责记者、媒体在公共层面讨论女性受害人的逻辑来源。从汤兰兰事件，到李星星风波，甚至在刘学州自杀种等事件上，人们用陈词滥调评判媒体轻则“蹭流量”，重则“吃人血馒头”，形成了抗拒媒体探寻个案公共性的社会氛围。

问题在于，景甜有被遗忘的权利，与认为景甜就该躲起来疗伤，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当事人的选择，后者是社会评价，恰恰是这类社会评价在它们经受必要评判前，就自行宣布是对景甜的最佳方案，进而要给她戴上隐藏的黑纱，给她这个人打码。

显然，在公共讨论中隐匿景甜的名字既无法实现，也令貌似的保护举动趋向于保守的社会评价——而这些保守、腐朽的社会评价，比如“被男人看了就完了”等等，恰恰是制造景甜们惧怕的社会因素。自以为义的“保护”，强化而不是淡化那些窥阴癖一样的社会评价。

景甜可以不出声，但不代表鼓励她隐身的主张就是对的，因为这一主张的背后仍然是对社会评价的默许和遵从。这是一种看似同情受害人、实际上仍在维护劣质社会评价的心理构建，在景甜敲诈案浮出水面以来，这一心理构建不是被廓清批判，却仍被无意识地强化。

这种维护劣质社会评价的心理构建，设定了一个场景：它设定受害者是软弱的，围观的人认为不应该再给她压力，最好躲起来等风头自然平息，然后假装社会遗忘之后再出现。这种心理构建营造了弱者的生存模式，实际上是围观者自身的弱者思维投射到受害者身上。

这种弱者的心理构建，之所以畅行，并且产生对记者的同仇敌忾、与同类报团取暖的幻觉，其来有自，有合理性，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些自诩为同情者的人明确知道，在景甜受辱的这一事件里，包括法律在内的行动是不被许可、无法完整践行的。

李微敖发布公号文的最大意义，或者说最突出的暗示，是张继科在这起刑案中的证人身份。他作证说，只给敲诈景甜的债主看了一段，为何债主却有3段视频和1张截图？因为什么，张继科未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的共犯？公开这个含糊的要点，兴许是李微敖的用心。

可实际影响是什么呢？那些同情景甜的人不是抓住这个关键的含糊点，进一步推敲张继科在刑案中承担的角色，而是谴责李微敖在公共层面对刑案的推敲，进而鼓噪“莫谈景甜”。围观者在此暴露出弱者思维，他们不敢质疑惩戒张继科时的司法缺位问题。

记者提供了可以作为质疑基础的事实材料，却被情绪满满的围观者抨击。这些人一边说不能聚焦景甜，不能放过作恶男性，另一边却无力、无胆处理聚焦作恶者的司法材料，吵吵嚷嚷中将怯懦、盲从误解为同理心，将对爆料人发泄愤怒扭捏为保卫者姿态。

最终，弱者为景甜开出的疗伤方案就是跟她们一样，躲起来，藏起来，也禁止别人讨论。这样的“审查”让弱者感到安慰，但最后感动的除了自己没有鸟用。因此，许多自以为替景甜考虑的，不是出于真正的同情，而是将自身的弱者形象投射到“景甜”身上。

羞辱景甜的那些社会看法、评价树立了重重应该被炸裂的社会规范，但这种“莫谈景甜”、沉溺于自我感动、间或攻击记者的同情者氛围，规定了女性受害者的反应，限定了受害者的觉醒，最后就成了从窥探者相反的角度，巩固窥阴癖，演变成另一种剥夺。

总的来看，李微敖所揭示的几个事实，不是景甜丢人的事实，而是她战胜恐惧的事实，是她超越社会评价、对决社会偏见的法律行动。而那次的司法者在评判张继科角色时，留下了有待甄别的疑点。如果不能将此案作为保护受害者的新起点，“莫谈景甜”就成了惺惺作态的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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