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官制度是历代统治阶级赖以掌控军事机构和军队力量，有效捍卫国家政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光武帝刘秀时期的武官制度，既有继承西汉武官制度的一面，又有因时而变、因势而动不断变革调整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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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武官制度重要变迁的分水岭是刘秀完成了统一战争。在战时背景之下，刘秀当时构建了以皇帝为统帅的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三位一体”的军事领导体制。

一、光武帝时期武官官职的沿革

1、太尉

关于太尉这一官职，追溯到西汉时期是经过这一发展演变过程的：西汉前期，太尉的职权是受到限制的，并没有那么明确，并且时置时废。其职权受到限制主要体现在不以太尉的身份领兵打仗，例如卢绾、周勃为太尉时，就是以一般将军的身份领兵打仗。

太尉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事务，包括军功爵赏、军队管理及兵役制度等。到了汉武帝时期太尉的职权范围就更有所不同了，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后，就无多少军政实权了。

2、光禄勋

光禄勋在秦和汉初叫做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东汉建立以后，光武帝对官制进行改革，“务从节约、并官省职”。东汉时期的光禄勋与西汉时期相比产生了新的变化。

光禄勋这一官职，起源于战国时期，郞中令，秦官，“主郞内诸官”，故曰郎中令。

刘邦建立汉朝后，全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这时的郎中令为武官，职责主要为武力宿卫。但是渐渐郎中令的武力宿卫的职能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及皇权的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已经不能满足其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因此需要增加新的部门职能。

3、卫尉

关于卫尉这一职位的沿革，据《史记》《汉书》可知，汉高祖时就有郦商等任职卫尉的记载，这就说明汉初就设置了卫尉。《百官公卿表》云：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

4、执金吾

执金吾原称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到了东汉时期，《后汉书•百官志》云：“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

西汉时期的执金吾与东汉光武帝时期相比是有不同的，首先就其属官而言，《百官公卿表》中明确记载了中尉更名执金吾后的属官，“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

二、统一战争时期的武官制度

大司马为最高军事长官，与大司空、大司徒并称三公，大司马为三公之首。东汉光武帝时期担任太尉的有吴汉、刘隆。当然，在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三年，担任大司马的只有吴汉。

大司马的主要职责就是作为最高军事将领，在作战过程中进行指挥，率领大将军、将军等作战。

东汉统一战争时期的大将军仍旧主征战，是除大司马以外地位最高的将领。东汉光武帝时任命的大将军主要有：吴汉，“光武将发幽州兵，即拜汉大将军”；耿弇，“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拜弇为大将军。”

东汉统一战争时期的将军负责领兵打仗，指挥作战，其地位又次于大将军。从对大将军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诸将军在大将军的率领下领兵打仗，其受制于大将军，当然将军也可以自己统兵打仗。

总的来说，东汉光武帝统一战争时期构建起了一个以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大司马为最高军事将领，大将军次之，将军再次于大将军，并且都可以单独领兵打仗或者是率领同级或下级的将领作战。

一般来说，没有特殊情况外，都是上级统率着下级。再加上将军之下的诸校尉、诸都尉，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军事系统。

东汉光武帝统一战争时期，除了上述大司马、大将军、将军参与作战外，还有其他的官员参与其中，包括大司徒、校尉、都尉等。

东汉光武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除了刘秀自身的深谋远虑和卓越的才能，手下将领的英勇无畏等原因外，还有刘秀的招降策略使得其招揽了更多的人才而获益匪浅。刘秀很善于俘获民心，安抚降者。

同时善于运用各种方式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招降，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特征，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因人而异地使用招降方式。

三、和平时期的武官制度

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憙为太尉”，同时还加重了太尉的职权。这时太尉带兵征伐的职能基本不在了，主要负责的就是参与谋划朝中政务，“每帝初即位，多与太傅同录尚书事”。

东汉太尉除负责掌兵之外，还负责一部分的军政事务。东汉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这一点很明显，毋庸置疑，其负责军政事务这一方面主要从太尉下属诸曹中看出。

太尉会参与主持重大事务，建武二十七年，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光武帝让赵憙主持边事。大丧时，太尉也会参与主持。“大丧”，即帝王、皇后、世子之丧事，太尉就要在南郊进行赠谥之礼。

光武帝崩后，太尉赵憙“受遗诏，典丧礼”。并且一般情况下认为“东汉的太尉府，实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府”也可以看出东汉太尉职权范围之大。

东汉统一战争时期，将军当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推进，也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将军，因此许多将军就被派去担任其他的职务。其中比较多的就是去担任各地的太守，或者以将军职兼任太守。

无论是将军还是大将军，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或者统一战争结束后，通过转任或者兼任太守、镇守要地、驻屯边地等方式卸下了将军的职位，将军的数量在逐渐缩减。

将军、将军职位的削减，究其原因是适应由战时向和平过渡之必要，也是迎合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的需要。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推进，其圆满顺利的结束已近在眼前，也就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大将军和将军等高级军事将领率军出征了。

东汉光武帝时期卫尉的职权范围在逐步缩小。光武帝初年提出要精兵简政节省开支，使得“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同时也下令裁撤地方军。

光武帝在由战时向和平过渡时期或和平时期采取了许多措施，制定了许多策略，削减大将军、将军的职位，废除内郡都尉，究其原因是适应由战时向和平过渡之必要，也是迎合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的需要，扩大太尉的职权范围，精简光禄勋机构等都是加强皇权以及强化对宫省宿卫控制的需要。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推进甚至于快要迎来结束之际，已经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大将军、将军来领兵打仗，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光武帝已经厌倦了战争，“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

四、光武帝时期武官制度变迁影响

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后改大司徒、大司空为司徒和司空。太尉的职掌由原来的掌兵权扩大到了与军事相关的行政权力上，职权范围扩大，牵制了司徒和司空。

使司徒和司空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三公的权力彼此牵制，最后权力集中于皇帝，巩固了皇权。光武帝改大司马为太尉就是基于这样的初衷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尉职权范围扩大，地位上升，成为三公之首作为东汉时期太尉权利扩大的一个开端，以此为基础，东汉时期的太尉权力逐渐扩大，其主要体现在太尉“录尚书事”或是“参录尚书事”，“录”就是总领之意，太尉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决策。

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晚期的权臣专政的局面﹐有意削弱三公的权力，而实际的权力是逐渐转移到尚书台机构的，尚书台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机关，把重要机密之事全部交于尚书台，以此来制约三公，“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实际上就掌握着决策大权。

但是在东汉末期，太尉的权力过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皇权，有些太尉独揽大权，甚至威胁到了东汉的统治，例如：汉灵帝时期的董卓，中平六年九月，迁为太尉。

但到了同年十一月自为相国，当时正当战乱在加之朝廷势力不足，他趁此时机占据了京城，废汉少帝而改立汉献帝，东汉政权便成了他的玩物，汉献帝时期的袁绍，建安元年九月，迁为太尉，后自封大将军，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纷争中，袁绍打败公孙瓒，统一河北，势力也是一度达到顶峰，成为当时重要的历史人物。

光武帝时期，光禄勋机构被精简，议郞大夫、谒者仆射逐渐独立出去，又省车、户、骑凡三将及羽林令，最后主要由武官系统的虎贲、羽林和文官系统的三署郞构成。

从光武帝对光禄勋机构进行精简后，虎贲、羽林主宫省宿卫，逐渐取代了光禄勋其他郎官的宿卫职责，强化了皇帝对宫禁的直接控制，使得管理更加方便。

东汉光武帝精简光禄勋机构后，虎贲、羽林为皇权所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光禄勋的管辖，光禄勋直接管辖的就是三署郞了，主要负责郎官的考核、典选。

从此，光禄勋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西汉时文武并职转变成了文官化的机构，因此光武帝时期光禄勋机构的精简无论对宫省宿卫还是后期光禄勋的发展都影响深远，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

总结

光武帝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武人战后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同时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由于争权夺利而流血内耗。这种做法远比汉高祖刘邦要高明许多，刘秀柔术治国也体现于此。刘秀武官制度的战后变革，为东汉初期政局的安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光武帝时期武官制度的重大变迁，是东汉王朝由战时转向和平时代的需要，也是刘秀根据时势的需要，顺从了“马上得天下”转化为“马下治天下”的政治需要，这为后世武官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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